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艰难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以及日本侵略军侵占地区的夹缝中生存，本就缺少实力共产党需要大量的情报，以保证在有限的人力物力下不失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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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地下党的工作总共分为6项：

1、从方式革命的宣传工作，暗中积蓄力量发展共产党组织；2、搜集军事情报，同时攫取对手的政治动向，找到其漏洞；3、用身份帮助、护送重要的人物出入敌占区、封锁区；4、为组织购买、收集、运送各种物资；5、潜伏后针对敌对势力的威胁，破坏其对于我党的政治、军事行动，并转移被捕目标，保护革命人士；6、搜集反动派消息，将其暴露后迅速逮捕或直接惩处。

可以说，地下党是把脑袋系在腰带上，活动在暗影当中的战士，现在很多影视作品都反映了当时地下党工作者艰苦卓绝的工作环境，稍有不慎就会有流血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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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谍战剧《风筝》中军统六哥郑耀先的原型——范纪曼，就是这样一位行走在暗影之下的战士。

“你们是什么东西？竟然敢脱下我的肩章？”狱中的一人高声怒斥看守人员，“老子是蒋校长亲封的少将专员，你们就是这么对待功臣的？”

这个发火的不是别人，正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范纪曼。

范纪曼有多厉害？他只身潜伏敌营长达19年之久，曾任国民党国防部少将专员，就连国民党军统“三毛一戴”中的戴笠和毛人凤，都对他评价颇高，甚至毛人凤都曾是他的下属。

所以即便范纪曼屡次被人出卖入狱，看守人员却完全不敢对他做什么，谁敢保证这个炙手可热的少将是不是真的被冤枉的？万一是被陷害的，出狱以后肯定要被他报复。

就这样，范纪曼通过对于人性的了解，屡次化险为夷，直到最后一次被人出卖，他险些丧命。

范纪曼生于四川省梁山县，家庭优渥，本人也聪慧过人，可面对20世纪初混乱又贫困的中国社会环境，他放弃了自己优质的生活，立志想要改变这种局面。

范纪曼不断地读书学习，考上了当时著名的汉阳兵工厂学校读书，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犹如一道霹雳打开了他的思绪，他怎么可能想到社会和人民还会有这种出路？

于是他带着满腔热血，申请加入了共青团，为自己的革命理想迈出了第一步，当时正值1925年大革命的浪潮此起彼伏，国共合作也给许多有志之士提供了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

范纪曼也和当时大部分有志青年一样，决定参军报国，考入了武汉中央军事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当年他才19岁，正是雄姿英发、不惧艰险的年纪，刚巧又碰上北伐战争，范纪曼立即投身叶挺的独立团奔赴战场。

只可惜范纪曼在战场上光荣负伤，医生根据他的情况建议他退役复员，就这样，范纪曼彻底告别了正面战场，为他以后深入敌后的潜伏工作埋下了伏笔。

回到老家的范纪曼建立起梁山县委，并被上级委任为县委书记，同时掌管县里的军事问题，见到当地豪绅和贪官污吏剥削、奴役老百姓，范纪曼一边宣传革命思想，一边组织老百姓展开反帝反封建活动，甚至组建剧团表演革命曲目。

随着范纪曼的革命活动越来越起色，当地军阀和上级一些官员也开始忌惮，想要把这星星之火灭杀在摇篮里。

组织连忙把范纪曼调离四川，安排到重庆和合州继续工作，直到1930年，才将其调入上海，潜藏在法租界，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上海的联络员。

同年5月，我党组织集会，可不知风声是怎么泄露的，上海当局早已安排人手围住了集会场地，等集会刚一开始，大批人马直接涌入场地，人证物证俱在，范纪曼及许多参会人员都被抓捕。

这是范纪曼第一次入狱，可面对国民党特务的严刑拷打，硬生生扛下来了，眼看范纪曼不吃这一套，特务又开始用重金利诱，范纪曼仍旧不为所动。

范纪曼一口咬定只是“经过”了集会场所，并没有参与其中，特务们也没有更多的证据，而且在外界对上海当局的施压下，特务认为范纪曼并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便同意释放。

怎料范纪曼出狱后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并不知道当时的上海地下党正准备举行一场武装活动，阴差阳错之下反而保全了自己。

可联系不上党组织怎么办呢？范纪曼转念一想，就去北平吧，那里肯定能找到组织。

于是，范纪曼辗转来到北平，并进入北平大学继续进修，在此过程中，他仍旧没有联系上组织，直到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拒绝抗争，拱手相让东北三省的事情轰动全国，范纪曼再也坐不住。

他立即联合北平地区的学生组织游行抗议，当时大概有5000余名学生参加了这次活动，并组成抗日学联，推举范纪曼担任主席。

范纪曼甚至带领学生们在丰台车站卧轨3天，直至北平当局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允许他们南下请愿。

将压力带到南京，才是范纪曼的目的，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闻讯过来支援，没想到南京国民政府迫于压力，居然动用大批警力，武力阻止学生请愿，范纪曼也被殴打成重伤。

此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发酵，宋庆龄先生闻讯感慨万分，当即发表了《宣言》，同时一位美国记者也将此事向全世界宣传，很快，国内反蒋抗日的呼声水涨船高，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

回到北平的范纪曼继续领导着学生运动，直到有一天，一位女同志找到了他，正式开始了他地下工作的生涯。

此人是曹策的妻子，曹策是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在工作途中被人曝露行踪，被国民党特务关进了监狱。

范纪曼已经和组织失联了许久，曹策不仅仅是他的老乡，又是组织内部人士，肯定能帮他重新回归组织。

这次曹策事件范纪曼极其重视，他有一种预感，在这么敏感的时局下国民党特务这般“积极”，很可能有更大的阴谋，于是范纪曼向曹策的妻子保证，自己会组织营救曹策。

可摆在面前的难题是他无法借助组织的力量，只能靠自己把同志救出来，但自己和国民党也没有交情，如何能从守卫森严的牢房中营救同志呢？

终于，范纪曼想到一个人，自己是黄埔军校第五期的同学，绰号“辣手书生”的陈恭澍。

陈恭澍此时负责着国民党内部的秘密刊物，如果能够得到他的帮助，那么营救曹策到也不是没有可能。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陈恭澍正好也有求于范纪曼，他手头上有许多美国公馆的材料，奈何他外语并不好，正想着让范纪曼帮忙翻译。

范纪曼有些犹疑，堂堂内部刊物的负责人如何找不到一个通晓外语的帮手呢？但当他拿到那些资料，瞬间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这些所谓的外文材料根本不是美国资讯，而是国民党与日军往来的重要情报，内容极其敏感。

看来陈恭澍也担心外人翻译会有所泄露，所以找到自己这个表面上毫不相干的人帮忙，为了达到目的，陈恭澍自然也答应了范纪曼的要求，同意在曹策的问题上帮忙。

范纪曼表面上忙得热火朝天翻译文件，私下里却将重要的内容全部记了下来，等到曹策出狱后，范纪曼在他的帮助下联系上了组织，并将这些机密文件呈报给了上级。

谁知文件传到了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冀丕扬手中时，却出现了问题，冀丕扬被国民党军统逮捕，威逼利诱下选择背叛组织，甚至举报了范纪曼。

范纪曼没想过居然会有党内的同志出卖自己，不过他好歹进过一次监狱，反倒是表现得极为淡定。

好在范纪曼多年以来与组织失去联系，其党籍也不在北平，再加上文件又由他人转送，特务用尽手段，在他身上也找不到更多的线索。

陈恭澍得知范纪曼被抓时，起初勃然大怒，认为自己被背叛了，后来看到监狱里始终没有传来有用的消息，也感觉自己的老同学是不是被人冤枉了？

更何况还有很多老同学一一找上门求情，搞得陈恭澍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毕竟是他主动找范纪曼帮的忙，碍于面子，且也不愿意因为这件事让军统怀疑自己，便找机会将范纪曼保释了出来。

和范纪曼预想的一样，国民党确实在酝酿着一个巨大的阴谋，1935年，范纪曼在刘逸樵同志的帮助下扮作一名记者，并从记者圈子中得到一个消息，日本驻华总司令梅津美治郎要来北平。

如今局势紧张，梅津美治郎此行一定是和国民党高层有关，很有可能为了索要更多利益，就在7月，何应钦果然与日方签署了协议，将河北以及察哈尔地区拱手让给日本，史称《何梅协定》。

得到范纪曼的消息，我党也震怒不已，于1937年将范纪曼留在上海，建设敌后情报网。

其实对于范纪曼来说，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他着实想从军奔赴战场，可他的身体实在不允许，只能留在后方做一个黑暗中的英雄。

很快，范纪曼就得到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日军即将突袭苏联，他初步估计应该是想要占领海参崴，苏联得到范纪曼传递的消息后，立即做出反应，对日军的前哨基地进行轰炸，一举捣毁。

苏联作为感谢，给予范纪曼不少美金作为奖励，范纪曼为了继续掩饰身份，并不敢动用这笔资金，只好以妻子的名义开了一家女性用品店，在外人看来他就像是要在上海扎根一样，没有人生疑。

而后范纪曼再次向党内和苏联送出情报，苏军掌握先机，于诺门坎再度重创日军，很快，日本人对上海产生了极大的疑虑和敌对情绪，终于，他们发现了延安在上海秘密搭建的电台联络处，当即派人前去围堵。

范纪曼同时得到消息，他以女性用品店老板的身份作为掩盖，西装革履地坐车到了事发地点，说是要给店里填一些电器，堂而皇之又悄无声息地将电台转移。

随着抗日战争接近尾声，范纪曼发现蒋介石似乎并不理会国内期望和平的呼声，执意掀起内战，于是凭借黄埔军校学员的身份，改名范行潜入国民党。

由于范纪曼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以及常年为国民党窃取情报，范纪曼得到上层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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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欣然接纳了范纪曼，又听闻他是美国新闻处的干事，通晓多门语言，就让他担任驻上海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负责搜集国际情报。

此时的范纪曼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上班下班都有专车接送，国民党还会给他特别批下经费用于工作和生活，可范纪曼并没有被奢靡的生活所俘虏，他依旧怀着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

随后，范纪曼继续为组织传递消息，三大战役期间，范纪曼摸清了蒋介石对于战事的布局，将其打算水淹天津负隅顽抗等重要消息全部传递给了组织，甚至蒋介石下台之后，想要携带黄金逃往台湾的事情，也被范纪曼上报给了组织。

1949年，上海的国民党军统抓到了一名地下党员，名叫沈寒涛，这是范纪曼又一次被同志出卖，他再次遭到特务们的严刑拷打。

很快，上海战役打响，国民党各级官员知道上海解放近在咫尺，于是他们狗急跳墙，准备大肆屠杀地下党。

范纪曼被毛人凤画圈判了死刑，好在平时人缘不错，有人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他，他也没有料到曾经的下属居然会这么心狠手辣，在完全没有掌握证据的情况下，宁可杀错不肯放过。

4月19日凌晨，绞尽脑汁的范纪曼决定趁着夜色越狱，他找到看守班长说自己老胃病犯了，让他帮忙倒点热水，等人离开，范纪曼立即拿起脸盆下面的木板，在厕所墙壁旁搭起一个坡度，想要翻墙逃跑。

已经四十多岁的范纪曼犹豫紧张，没有抓稳墙头，从墙上滚落下来脸部受伤，可他根本顾不上疼痛，再次尝试翻墙，这次他成功了。

范纪曼趁着夜色找到了民盟的同志，但却不敢说自己是因为什么被抓进去的，民盟的同志也没细问，给范纪曼安排了一个住处，并为他治疗伤口。

上海解放后，范纪曼终于摆脱了“窝藏”在黑暗中的工作，他找到华东军的联络局，希望组织上有人能证实他的身份，让他恢复党籍。

可惜和他联系过的地下党员大都被反动派杀害或是失踪，没人能帮他证明。

组织上表示可以重新接纳他入党，但范纪曼没有同意，对于他来说，这已经不是回归党内要一个党籍而已，更多的是一个名分，是一个地下党员们都需要被重视的名分。

1984年，党中央下文恢复范纪曼的党籍，从加入共青团开始，范纪曼无时无刻不在为共产主义奉献，在潜藏敌后的19年里，他四次入狱，又四次逃离，无数艰难困苦让他更加坚信自己红色的信仰。

1990年，范纪曼同志逝世，他传奇的一生很难用只字片语描绘出来，但他确实是一点星星之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英雄为我们踏好前路，我们更应该乘着英雄的余荫，继续砥砺前行！